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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文波:20世紀五六十年代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發布時間: 2019-07-08    作者:姬文波    來源:國史網 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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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以下簡稱軍代表)制度是由軍隊向武器裝備承制單位派出代表,對裝備合同的履行情況實施監督,對交付的裝備進行檢驗和驗收的制度。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了軍代表制度,隨著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軍代表隊伍不斷壯大,軍代表制度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從多頭管理逐漸轉為統一管理,為軍隊裝備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60多年來,軍代表制度經歷了多次重大政策和編制體制調整。目前學術界關于軍代表的著述文章多集中于具體問題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白海威等:《軍事代表制度改革研究》(《裝備指揮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劉皓:《淺析當前軍代表工作面臨的形勢和問題》(《國防技術基礎》2005年第3期);金波等:《淺析新形勢下軍代表在裝備研制監督中的職能作用》(《國防技術基礎》2009年第6期);譚東東:《新時期軍代表工作方法探討》(《中國軍轉民》2013年第6期);楊秀深:《深化軍事代表體制編制改革的基本原則和措施》(《國防》2016年第4期);孟韜、安懷彬:《關于完善軍代表職業化制度的思考》(《中國軍轉民》2018年第1期);等等。),對于我國軍代表制度建立和發展歷史的研究則較少。本文以相關史料為依據,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軍代表制度的建立、調整和發展的過程做一些梳理與回顧,以期為軍代表制度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

  在國防企業中逐步推行軍代表驗收制度

  質量控制在軍工產品生產中具有特殊意義,實行軍代表驗收制度是軍工產品質量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兵器工業即開始在部分企業中推行軍代表驗收制度。1950年1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以下簡稱總后勤部)、重工業部、東北軍工部共同簽訂的第一個軍工生產合同開始執行,根據合同規定,總后勤部軍械部于4月首次派出24名干部擔任駐東北、華北、華東地區兵工廠的檢驗代表,負責監督工廠履行訂貨合同和進行產品的檢驗驗收。[1]

  12月,總后勤部頒布了《軍工生產駐廠檢驗代表工作條例(草案)》,統一了駐廠檢驗代表的編制體制,明確了其工作任務,“并在兵器工業的部分企業派出駐廠檢驗代表,設軍事代表室,進行成品驗收工作”。[2]1951年,駐廠檢驗代表工作在兵器工業企業中全面推行。

  航空工業也是較早開展駐廠檢驗代表工作的國防工業部門。1951年4月,“中央軍委和政務院在《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中提出:為提高生產質量,使生產合乎作戰、訓練要求之規格,航空工業局應成立檢驗機構,空軍司令部則成立驗收機構,今后凡航空工廠所承制、承修、承配之各種機件,必須經過檢驗機構與驗收機構檢查認為合格后,始能辦理交接手續”。[3]起初,送修飛機都是由送修部隊機械員、飛行員駐廠監修和驗收,[4]但是由于沒有統一的標準,部隊人員與工廠在交接承修飛機的過程中,經常因質量和管理等方面的問題產生分歧與矛盾。在1951年航空工業局召開的廠長聯席會議上,大家一致要求空軍派代表駐廠,辦理飛機修理交接驗收手續。[4](pp.219~220)工廠認為這種辦法不僅可以減少糾紛,而且能夠促進修理任務的迅速完成。1951年9月27日,航空工業局致函空軍,正式提出了派代表駐廠的要求,空軍采納了航空工業局的意見。[5]1952年2月,空軍正式派出“由蔣越英、唐俊、姜吉才、張振君等11名同志組成的空軍第一批駐廠見習檢驗人員,分別駐進了沈陽、哈爾濱、南昌等6個航空裝備承制工廠”[6]。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空軍與航空工業局對駐廠檢驗員的工作效果進行了調查,認為有些工廠把駐廠檢驗員置于工廠檢驗科的領導之下,不能獨立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同年5月,空軍與航空工業局聯合下發通知,明確“軍事代表是同工廠廠長為平行之執政機關之負責人”,并就雙方的工作關系做了具體規定。“空軍又相繼抽調了與工廠領導職務大體相當的7名干部到工廠擔任總軍事代表工作”。[5]為了使軍代表和工廠雙方有一個共同遵循的章程,空軍與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于1953年5月聯合頒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工程部駐中央第二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各工廠軍事代表暫行工作細則》。[5](pp.347~348)

  海軍派出駐廠檢驗代表是從1952年底開始的。海軍首先在江南造船所派駐艦船監造組,負責艦船的監造工作。建造蘇聯轉讓艦艇工作開展以后,又在滬東、武昌、求新、廣州、蕪湖造船廠等陸續派駐艦船監造組(后改稱駐廠軍事代表室)負責產品質量檢驗和驗收工作。[7]

  1953年9月,“軍委軍械部召開全軍檢驗代表會議,決定將駐廠檢驗代表改為軍事代表”,并制定了《區域軍事代表暫行條例》及《駐廠軍事代表暫行工作條例》。[8]同年12月,“政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在軍工企業中全面實行軍代表驗收產品的制度”。[2](p.578)1954年7月,我軍正式建立軍代表制度。隨著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軍代表人數不斷增加,職責范圍也不斷擴大。由于我軍軍事裝備逐步由向國外訂貨轉為向國內訂貨,軍代表的職責范圍由監督修理質量向監督制造質量轉變,不僅驗收產品成品,而且開始對產品的生產過程進行監督。到1955年11月,總軍械部(為集中統一管理軍械工作,1954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將軍委軍械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下文簡稱總軍械部。)派出的軍代表達數百人,其中師級“區域代表室”5個,團級“駐廠代表室”30個。[9]

  實行軍代表制度,對軍工企業產品統一驗收,促進了工廠樹立質量第一的思想,加強了產品的技術檢驗工作,推動了產品質量的改進提高。(孟廣榮、孫廣運:《新中國航空工業史稿(1951~1965年)》,航空工業部檔案館1982年印,第109頁。)軍代表在對產品檢驗和監督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關于零件、成品以及工藝流程、生產工序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議,對保證產品質量起了很大作用。[8](p.546)同時,軍代表在完成生產計劃、降低產品價格以及加強工廠與部隊的溝通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軍代表與工廠的分歧和矛盾

  1955年3月,王樹聲任總軍械部部長。[10]王樹聲非常重視軍代表工作,強調:“軍代表是軍方保證產品質量的第一道關口,因此責任是重大的”。[8]

  為了保證軍械產品的質量、加強軍代表工作,1955年5月20~30日,“總軍械部在北京召開軍事代表會議”,總結交流工作經驗,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總軍械部首席顧問沙夫欽科報告了關于制定軍事代表條例的問題。[9](p.472)隨后,在1955年下半年,總軍械部組織有關人員赴東北、太原、南京等地對十幾個兵工廠進行了調研,發現工廠方面對產品質量重視不夠,對企業的管理等工作缺乏嚴格的制度;生產中相互協作不夠,造成產品質量不高,生產潛力未能充分發揮,浪費現象比較嚴重。軍代表工作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一是沒有認真貫徹“質量第一”的精神;二是存在較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三是在檢驗方法上,對原材料不加嚴格控制,對工藝過程不重視;四是技術水平低,對技術資料掌握不深透;等等。[8](pp.587~588)針對兵工生產和驗收工作情況,1955年11月15日,總軍械部向中央軍委遞交了報告,提出了改進生產工作和檢驗工作的具體意見。11月28日至12月20日,總軍械部在武昌舉行了全軍軍械部部長集訓并召開全軍軍械工作會議。在充分聽取意見的基礎上,總軍械部黨委會議研究起草了《目前軍械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今后工作的意見》,于1956年1月20日呈報中央軍委。意見提出,目前兵工生產工作中存在著一些嚴重問題:“在生產方面,有些工廠對產品質量的重視還不夠,企業的管理、靶場、理化試驗室等工作缺乏嚴格的制度;或貫徹執行專家的建議有偏差,生產中相互協作不夠,以致產品質量不高,甚至有的疵病長期不能克服,生產潛力未能充分發揮,浪費現象仍較嚴重。在驗收工作上,有些軍代表業務技術水平低的情況仍然嚴重,故對產品質量有的控制不嚴,或者嚴而不當;也有的由于責任心不強,在驗收工作上不適當地放寬規格……另外由于生產的品種、產量增加得很快,而軍代表人員未能相應地增加,因此對資料消化不透,致使在工作中發生錯誤,檢驗中顧此失彼,檢驗不細,也放松了對產品質量的嚴格控制”。[9](pp.505~506)總軍械部認為,隨著軍工生產任務的增加,檢驗人員也應該相應增加。另外,由于二機部在“今后四年內(一九五九年以前)”將有幾十個新建的大型軍工廠投入生產,相應也必須增建軍代表機構。總軍械部建議:為了加強對軍工生產的監督和檢驗工作,必須充實軍代表的力量,今后3年需建立軍代表機構21個,共需軍代表及檢驗人員6025人,其中干部2214人,檢驗員3681人,其他行政事務人員130人。[9](p.506)

  1956年2月4日,中央軍委批復了總軍械部的報告,同意建立新廠驗收機構和原來工廠適當增加軍代表機構的力量。[9](p.497)此后,軍代表人數迅速增加,監督范圍進一步擴大,從技術資料的制定到更改,從原材料入廠化驗、工藝過程到成品驗收,從清潔衛生到財務成本進行了全面監督。

  總軍械部雖然提出了關于加強軍代表力量的建議,但對于已經出現的工廠與軍代表之間的矛盾沒有足夠重視。在一些工廠,軍代表的檢驗范圍過寬過細,每個工序都必須由軍代表檢驗和簽字,妨礙了生產進度。派駐工廠的軍代表人數也普遍過多,例如,在南京迫擊炮廠有軍代表68名,實際有41名就夠用了。軍代表大多在月終驗收成品,但在有些工廠中由于驗收工作不能按時完成,工廠即不能按時上報任務和領取獎金。另外,軍代表的工作、學習時間與工廠的生產時間并不完全一致。(孟廣榮、孫廣運:《新中國航空工業史稿(1951~1965年)》,第110頁。)特別是在原材料的監督和檢驗、成本的監督、理化室和中央測量室的監督、工藝規程的監督等問題上工廠方面對軍代表的意見較多。

  由于當時缺乏經驗,對軍代表的權力強調過多,“加之1956年后軍代表人數越來越多,監督工作搞得過細,妨礙了工廠黨委對產品質量的領導以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以總工程師為首的技術責任制的貫徹落實”,造成一些軍代表與工廠的關系較為緊張。A電子工業的軍代表與工廠的矛盾較為突出。軍隊參照蘇聯的做法,規定了作為軍代表驗收依據的軍用產品總技術指標,但是由于這些指標是根據蘇聯的生產技術指標制定的,而我國當時的生產技術還達不到這些指標,因此經常發生雖然經過工廠的努力仍達不到指標要求,軍代表拒絕驗收,產品不能出廠,工廠發不出工資的情況。[11]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將極大影響我國剛剛起步發展的電子工業。

  總軍械部則認為,造成軍代表與工廠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上半年反右傾保守思想以后,第二機械工業部的某些工廠生產計劃有些冒進,出現了片面追求數量,質量普遍下降的現象。在此情況下,軍代表更加強調了質量,致使軍代表與工廠的矛盾尖銳起來”。總軍械部認為二機部及其所屬工廠的某些同志對軍代表制度的認識有些偏差,也是相互間關系處理不好的一個重要因素。總軍械部黨委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二機部“及其所屬工廠的某些同志認為軍代表對生產實行檢驗和監督是‘對企業的不信任’,沒有把這種檢驗和監督看成是解決矛盾、促進生產的積極因素,相反地看成是‘制造矛盾’、‘阻礙生產’的消極因素。同時,有的同志把軍事代表制度與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對立起來,因而認為這一制度并不適合我國情況”。[9](p.553)

  中央軍委對于軍代表與工廠之間出現的種種矛盾非常關注。主管軍工生產和軍隊武器裝備工作的中央軍委委員聶榮臻在1955年上半年視察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的軍工廠時多次要求:“要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求數量”,“軍代表與工廠領導,雙方要搞好團結,協商辦事”。6月14日,他在聽取總軍械部副部長封永順關于軍工生產情況的匯報時,再次強調“軍代表與工廠領導要切實注意搞好團結,協作共事”。[12]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對軍代表工作非常重視。1956年2月,彭德懷在視察重慶兵工廠時,專門與工廠領導和技術人員、軍代表進行了座談。“針對軍代表在工作中出現的矛盾,彭德懷提出軍代表工作的三條原則:一、廣泛聯系群眾;二、尊重廠方領導,虛心學習;三、正確堅持職責”。[13]3月16~24日,總軍械部在北京召開軍事代表工作會議,傳達、學習彭德懷對軍代表工作的指示,檢查和改進軍代表工作。彭德懷指示,軍代表要遵守三條規定:“一、堅守職責;二、向工廠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學習;三、尊重工廠的領導”。會議要求“把這一指示作為軍事代表工作的指導原則,堅決貫徹,在任何時候都要堅守工作職責,搞好質量,完成訂貨任務;同時,對掌握產品質量標準、檢驗驗收方法、資料控制、處理權限以及參與成本管理等問題做了規定”。[9](p.549)但是,由于會議“沒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9](p.623)軍代表與工廠的關系仍然比較緊張。

  為了解決軍代表與工廠之間的矛盾,1956年7~8月,王樹聲商請二機部對軍代表工作進行聯合檢查。[8](p.589)總軍械部還分別于6月、11月召開了部分軍代表參加的座談會,進一步改進了軍代表的監督方法,適當地收縮了檢驗范圍;強調軍代表要服從工廠黨委的領導,批判了有些軍代表的驕傲情緒、特權思想;并根據軍代表的普遍要求,“參照蘇聯的軍代表條例和第二機械工業部與空軍共同頒發的條例,結合幾年來對軍代表工作的經驗,擬制了軍代表工作條例(草稿)”。[9](p.554)12月6日,海軍司令部、第一機械工業部聯合下發了《海軍艦船監造軍事代表工作試行條例(草案)》,對海軍軍代表的任務、職責及工廠的職責做了規定。[14]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后,總軍械部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軍代表與工廠的關系已較普遍地有所好轉,多數工廠積極支持軍代表的工作”。[9](p.554)

  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1956年的一個時期內,一些軍代表與廠方的關系一度緊張,有的工廠向中央告狀,把矛盾鬧到了中央”。[8](p.591)這就造成一些軍代表感到工作棘手。空軍的一些軍代表認為“每次來開會都是挨批評,認為軍代表的工作不好干”。在這種情況下,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曾幾次提議取消軍代表,但是中央軍委沒有通過。[15]劉亞樓的態度反映了當時軍內外流行的一種意見,“認為軍隊、工廠都是共產黨領導的,由工廠負責產品質量,軍隊只管接收產品就完了,主張取消軍代表制度”。[8](p.591)二機部及其所屬工廠的一些同志認為軍代表制度不適合我國國情,要求改為成品驗收制度。而以總軍械部為代表的一種意見則認為:“軍事代表制度是優越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9](p.553)由于雙方認識上存在偏差,在軍工產品生產和檢驗過程中又摩擦不斷,軍代表與工廠的關系驟趨緊張。如何改進和完善軍代表制度便顯得越來越迫切。

  軍代表工作三項原則和十條措施的提出

  1957年1月28日,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向總部各單位領導傳達毛澤東在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軍隊與地方關系的問題。彭德懷在聽完傳達后說:“處理這個問題有一個好辦法,就是軍隊多責備自己。軍隊對地方工作的缺點,不可提得太多,提多了反而得不到解決,搞壞事情。軍隊里的問題要改變,是比較容易的。地方沒有軍隊那樣集中,工作環境分散得很,要解決問題就比較困難一些”。[13](p.640)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軍代表和工廠的矛盾,彭德懷決定親自到軍工廠對有關問題進行調研。1957年3月16日,彭德懷“邀集上海滬東造船廠、江南造船廠、求新造船廠的領導人了解軍代表檢驗制度中的問題”,一位廠長反映了對軍代表“權威行為的不滿情緒”。[13](pp.644~645)18日,彭德懷再次召集幾個工廠的軍代表座談軍工產品檢驗工作和制度問題。21日,彭德懷“邀集上海六個軍事工業工廠的黨委書記和駐廠軍代表舉行聯席會議,重申他在1956年2月在重慶視察軍工廠時提出的駐廠軍代表工作的三條原則:一、虛心學習,聯系廠里的工人群眾;二、尊重工廠廠長和黨委的領導;三、堅持自己的職責。總之要打掉軍代表的權威思想”。[13](p.645)4月9日,彭德懷“在南京召集軍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座談,請他們談對于軍隊派駐工廠的軍代表制度的看法,征求他們對軍代表的意見,并討論如何改進軍代表制度”。[13](pp.646~647)

  5月21日,彭德懷請毛澤東審閱《在南京軍區視察工作的報告》,報告主要談了五個方面的問題,其中包括“派遣駐國防工廠軍事代表制度的問題”。[13](p.649)關于軍代表的職責,彭德懷在三項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十條措施:“一、適當收縮軍代表的檢驗范圍;二、應當盡量減少駐廠代表的人數;三、根據各廠情況,盡量改月終驗收成品的辦法為隨時驗收或每月分批驗收的辦法;四、軍代表的工作、學習時間應當和工廠的生產時間取得一致;五、駐廠軍代表的黨、團組織關系,應當轉到工廠黨、團支部里去;六、軍代表可以被選入工廠黨委……以便共同討論和解決問題;七、凡在停止生產問題上,軍代表與工廠發生了爭執,應提請工廠黨委討論,如未取得一致意見,即由雙方共同上報當地黨委解決或共同上報工業部門和訂貨部門共同研究解決;八、應根據工廠的可能適當解決軍代表的工作條件;九、軍代表應由所在軍區或省軍區政治部代管;十、派遣軍代表的訂貨部門軍種兵種,要經常檢查駐在各廠的軍代表,并每年召集一次會議進行思想教育、交流經驗,改進工作方式方法”。[9](p.555)毛澤東于5月29日批示:“此件請書記處處理”,鄧小平于7月2日批示:“擬同意彭總對于五個問題的意見。劉、周、朱指示后退彭總”。[13](p.650)

  在了解到有關情況后,總軍械部于1957年4月在北京召開了軍代表座談會。王樹聲在會上發言強調:“應正確估計我們的工作成績……事實證明了軍事代表制度是先進的,軍代表工作是可以做好的,取消觀點是錯誤的”。他同時指出,軍代表工作也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特別是1956年3月“軍代表會議以來,表現得更加突出和明顯”。[9](p.546)王樹聲認為,“軍代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檢驗的范圍過寬,分兵把關,重點不明。結果由于力量不足,關鍵性的檢驗反而沒有抓緊,甚至造成形式主義”。“(二)監督的方法有問題。我們的監督也是處處派人,事事簽署,這種方法過于機械。不但力所不及,同時也易引起工廠反感”。“(三)關系上有問題。一種是表現在與黨委的領導關系上,軍代表參加工廠黨委,但產品驗收與否的決定權屬于軍代表,軍代表也以為黨委委員只能管思想問題。實際上思想問題,多數由于工作問題產生,工作上的矛盾解決不了,思想上的矛盾也就解決不了,以致往往形成對立。

  另一種是軍代表工作作風上有問題。有些同志表現得不夠謙虛謹慎,個別的還有特權思想。對產品質量上的問題不是采取商量的態度和積極想辦法解決疵病的態度,而是動不動就停止驗收,不顧工廠的生產,甚至為個別零件問題,使工廠停止生產。也有的態度橫蠻,不講道理。個別的工廠領導也有毛病,以致引起糾紛”。[9](pp.546~547)王樹聲還總結了總軍械部對彭德懷三條指示的執行情況,認為對指示執行得不夠徹底,提出“軍代表應接受工廠黨委的領導……如果意見有分歧,黨委應分別將分歧意見上報第二機械工業部和總軍械部研究解決”。[9](p.548)

  1957年5月10日,王樹聲向中央軍委遞交了《對改進軍代表工作的意見》。報告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意見:一是“同意適當收縮軍事代表的檢驗范圍”,但在由總軍械部“負責訂貨的工廠中,不能采取成品總驗收的辦法”,因為這樣“不能完全檢查出產品的性能和質量”,而且“不能及時發現問題,易于造成巨大浪費”。二是“盡量減少駐廠軍代表的人數”,總軍械部研究后認為,預計可從現有人員中減少30%左右,因為“技術干部培養困難,擬多編干部,少編技工”,“建議今后技工的調整補充及多余人員的安排問題統一交由第二機械工業部及所屬工廠負責”。三是“認為軍代表人員中的黨、團員還是單獨編組黨、團支部較好”,這樣“在工作上則便于對共同的業務工作進行討論和研究”,“對軍代表人員的考核、鑒定、晉級、晉銜的討論都較方便,也便于區域軍代表室的政委通過支部進行政治工作”。四是“在停止驗收問題上,軍代表與工廠發生爭執時,應提請工廠黨委討論,如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時,即由雙方共同上報國防工業部門和訂貨部門(并報其上級黨委)共同研究解決”。五是“建議仍應由軍代表對成本進行監督”。[9](pp.550~552)總軍械部認為,“制定軍事代表工作條例,已成為從根本上改善軍事代表與工廠之間關系的主要關鍵”,“建議由總參謀部召集軍隊各訂貨部門……草擬共同的軍代表工作條例。然后再由軍委召開有訂貨部門和國防工業部門共同參加的會議,統一思想認識,討論通過軍代表工作條例,先頒發試行。經過試行修改后,再呈報國務院批準為正式條例,以利工作的進行”。[9](p.554)

  6月13日,中央軍委會議“基本通過軍委轉發彭德懷關于派駐工廠軍事代表制度問題的批示”[13](p.652)。批示下發后,“各駐廠軍代表在貫徹執行中央軍委指示方面均進行了研究”,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不少單位對黨、團支部分編到車間或檢驗科支部中去及收縮檢驗、監督范圍等問題的執行上存有顧慮”。[9](p.556)為進一步改進軍代表工作,8月,彭德懷到太原等地兵工廠進行調研,其間他再次就軍代表工作三項原則、縮小產品檢驗范圍、軍代表黨(團)組織生活、工廠與軍代表的關系等問題做出重要指示。[9](p.563)針對一些單位在執行中央軍委指示上存在的思想顧慮,9月25日,總參謀部軍械部(1957年7月1日起,總軍械部正式改為總參謀部軍械部。)發出《堅決貫徹執行軍委指示,改善和加強軍代表工作》的指示,[16]提出:第一,軍代表要提高認識、轉變思想,深刻領會中央軍委的指示;第二,要適當收縮軍代表檢驗監督的范圍;第三,“軍代表接受廠黨委領導”;第四,“把軍代表中的黨、團員分編到工廠車間支部或檢驗科室支部”;第五,“加強軍代表對科學技術的學習”。[8](pp.595~596)為了堅決貫徹中央軍委的指示,糾正軍代表“檢驗范圍偏寬的現象”,總參謀部軍械部要求各單位于1957年第四季度根據軍委指示“檢驗生產成品加上生產過程中某些關鍵性問題”的原則,對軍代表檢驗和監督的范圍問題再做一次全面細致的研究,并與工廠協商,提出縮減方案。[9](p.558)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軍代表同廠方的關系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雙方密切合作,保證了軍工產品質量的穩定提升。

  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工作條例》

  軍代表工作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1958年4月,中共中央下達了《關于加強地方黨委對軍隊的領導和密切地方黨委同軍隊關系的指示》,要求“軍隊派駐工廠的軍事代表,在檢驗軍事訂貨生產業務方面,保持派出機關的垂直領導,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黨團生活方面接受工廠黨委的領導。工廠黨委應當注意將軍事代表選入黨委,或吸收軍事代表中的負責同志列席工廠黨委會議,共同討論和解決有關問題,遇有爭論時,報告雙方上級共同研究解決”。[5](p.348)

  隨后,總參謀部軍械部以及各軍兵種相繼召開軍代表工作會議,進一步整頓了軍代表工作,要求軍代表必須依靠工廠黨委,依靠職工群眾,改進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5月,空軍軍代表會議召開。劉亞樓說:“我估計你們最普遍的想法是:我們下決心改進工作,而工廠不改變怎么辦?我認為這個疙瘩是可以解開的。之所以形成這個疙瘩,其原因一個是思想方法,一個是工作方法”。[15]

  9月,彭德懷到東北地區調研軍事工業生產、改進軍代表工作等問題。9月12日,彭德懷召集哈爾濱市軍事工廠的廠長、黨委書記、軍代表,座談改進軍代表制度的問題。在各工廠的負責人發表意見以后,彭德懷著重講了三個問題:“一、軍代表是在工廠黨委統一領導下的一個部分,在工廠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產品檢查、驗收,幫助工廠保證產品質量。去年軍委文件規定的是,軍代表尊重工廠黨委的領導;現在看來,不只是尊重的問題,而要在工廠黨委領導下進行工作才好。二、軍代表在工作中要走群眾路線,要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通過群眾來保證產品質量。光靠軍代表幾個人是保證不了的。三、軍代表要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特權思想”。[13](p.701)10月7日,彭德懷向中央書面匯報了在東北地區視察20天的情況。彭德懷提出:“駐廠軍代表工作,在1957年6月‘三項原則、十條措施’的基礎上,繼續改進,即明確軍代表的檢驗工作,是工廠黨委工作的一部分,軍代表受廠黨委和軍方雙重領導,并可以考慮軍代表和廠方的檢驗合并,繼續收縮檢驗的范圍,主要是關鍵工序和成品驗收。一個工廠內的,應只由一個部門派來的代表統一聯系各訂貨部門。軍方由總參統一調整訂貨工作,避免多部門分管。繼續減少軍代表人數”。該報告經中共中央批準后,中央軍委于10月23日下發全軍各大單位領導機關。[13](p.704)

  1958年11月3日至12月20日,總參謀部軍械部召開軍代表室黨的干部會議。會議討論了深入貫徹中央軍委歷次關于改進軍代表工作的指示,提出了進一步改進軍代表工作的意見。[9](p.622)在軍隊和工廠的共同努力下,到1958年底,軍代表與工廠的關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軍工產品質量也穩步提高。

  1959年后,受“大躍進”的影響,軍工廠高指標、浮夸風盛行,軍代表的監督檢驗權受到很大沖擊,如有的工廠領導干部“對軍代表積極監督產品質量,不但不支持,反而加以限制,看到軍代表向上級寫了一個反映質量問題的報告,竟大為不滿,在黨委會上嚴厲地批評了軍代表……自作主張宣布軍代表向上級寫的一切報告都要經過廠黨委”;[17]“有些工廠竟然提出‘取消軍代表、解放生產力’的口號”。[18]此外,軍工產品質量嚴重下降。例如,1960年,“東北地區幾個主要飛機和發動機工廠盲目追求產值、搞快速試制,發生嚴重質量事故,導致三年來沒有交付一架合格的飛機和發動機”。[19]有的工廠“生產的沖鋒槍,只打了十幾發子彈,擊針尖就斷了”;有的工廠生產的潛艇用蓄電池,有一半因為質量不好不能使用,使新建的潛艇不能按期交船,在用潛艇也被迫停航;有的工廠“竟然把57炮的零件裝到85炮上”。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像這類質量事故,并不是個別的情況,而是許多工廠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個缺點”。[17](p.577)為了迅速扭轉這種局面,1960年1月,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中共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防工委),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擔任主任,決定采取堅決措施,整頓軍工產品質量。

  1960年11月25日至1961年1月7日,國防工委在北京召開三級干部會議,中心議題就是整頓軍工產品質量。[19]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在會上發言指出,從1953年開始,“我幾乎看了所有的兵工廠,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或投入生產的。當時我的印象是比較滿意的,基本建設、設備、安裝的質量都比較好,生產也比較有秩序,軍代表制度和質量檢驗也比較嚴格,我們出的常規武器和第一批噴氣飛機,質量都還是不錯的。去年和今年,我又看了中南、西南、西北的一些兵工廠,接觸到一些情況,感覺到有許多問題”。[18](p.435)針對軍代表與工廠的矛盾,聶榮臻指出:“軍代表駐廠工作,也是為了保證軍品質量,這本來是一致的,只要工廠生產注意質量,產品良好合格,矛盾從何而來呢?事實證明,哪

  一個廠哪一個時候重視產品質量,這時工廠與軍代表的矛盾就比較少或者完全一致。而近幾年來工廠越來越不注意質量,廢品率越來越高,當然雙方的不同意見就越來越多。如果說的是這種矛盾,我看倒是很必要的,是好事情”。“有軍代表這一個檢驗質量的關口,對國防工業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軍代表對產品的監督制度以及工廠中各項專門的和群眾性的監督檢驗制度,必須盡快地建立、健全和認真執行。現行的軍代表工作條例要重新修訂”。凡是為軍工廠生產材料和協作件的工廠,“要堅決貫徹軍工產品質量第一的方針,主要的工廠要派軍代表駐廠檢驗,使材料和協作件的質量能夠得到保證”。[18](pp.438~440)

  賀龍在此次會議的總結發言中明確指出:“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在軍事工廠建立軍代表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在保證和提高產品質量上,配合工廠完成生產試制任務上,協助工廠降低成本、密切軍工生產單位和軍隊的聯系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在整風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軍代表制度不斷地進行了改進,更加符合了我國的具體條件”。“加強軍代表制度,就是調動軍隊的積極因素共同辦國防工業的一個重要措施。另一方面,尖端產品有更高的技術要求和質量要求,更需要加強軍代表在生產、質量監督方面的作用,因此,軍代表制度,不但不能取消和削弱,而且必須加強”。[17](p.597)

  196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頒布實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暫行條例的通知》,宣布“從即日起,原各部門頒發的駐廠軍事代表工作條例一律作廢”。《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暫行條例》適用于一切派駐有軍代表的工礦企業。[20]條例明確了軍代表的任務、領導關系、業務范圍以及工作中必須遵守的原則等,對軍代表在軍用產品訂貨、驗收等任務中的職責、權限、與工廠的關系等方面做了規定。

  經過整頓,國防工業的生產秩序得到恢復,軍工產品的質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有些地方在執行中對質量第一的方針要求過高,發生了一些偏向。[21]隨著科研生產的不斷發展,軍代表與工廠的矛盾再次突顯。1963年2月9日,一名軍工廠技術員致信毛澤東和鄧小平,反映軍代表影響工廠的正常生產和工作秩序,妨礙生產力的發展,建議中央取消從蘇聯搬來的軍代表制度。[4](p.220)為此,中央派出調查組進行了調查。

  中央軍委認為,軍代表制度的改變應當慎重考慮,在未弄清情況以前暫時不動。對于軍工廠反映強烈的一些問題,聶榮臻表示,應該從工作方法和具體辦法上對軍代表工作做一些改進,他認為:軍代表“應該只管產品性能,不管工藝改進。產品改進必須經過定型委員會批準。工藝上改良而不影響產品性能的,軍代表應同意驗收,但有些工藝對產品性能有影響時,軍代表可向廠方提出意見”。[22]聶榮臻在與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孫志遠談話時表示:“駐廠軍代表的問題要解決一下。軍代表的工作要做

  一些具體規定。軍代表只能按產品性能、戰術技術指標去檢驗,主要是成品檢驗。工序、工藝方面的問題應由總工程師決定。許多生產中的問題要條例化,未暴露出的問題,要不斷地解決”。[22](p.883)1963年4月,聶榮臻在軍工領導干部會議上專門提到軍代表制度問題。他說:“軍代表制度是需要的,是起了好作用的。在某些工廠里,有些軍代表同志的工作方法可以改進”。“現在工廠里發生的問題,大多是屬于職責范圍不明確的問題。工廠里的工程師要不斷改進設計、改進工藝,這是很好的,應該支持,這是工程師的本分。但是改變了以后,對質量影響如何?即使證明對質量沒有影響,甚至還有好處,但是否要修改戰術性能?對于這些問題,軍代表不能作主,因此需要組織技術鑒定,并要經過一定的批準手續,然后才能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軍代表不作決定,要請示上級,這是對的。我們要研究提高效率,使手續簡便而又能確保質量,主要是從工作方法和具體辦法上來改進”。[18](pp.508~509)

  中央調查組經過調查研究后,沒有建議取消軍代表制度,而是提出應該對軍代表工作進行一些改進。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集各有關部委辦與總后勤部對軍代表暫行條例重新研究和修改,于1964年10月13日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工作條例》,共計40條。條例明確了軍代表的工作原則、基本任務、檢驗與驗收、監督檢查、領導關系、組織機構、工作方法等。[23]這個條例正確處理了社會主義制度下軍工生產與部隊使用的關系,基本符合中國國情,適應國防工業生產和軍隊裝備建設的需要。[10](p.203)

  1965年,國防科技工業領導體制進行了重大調整,以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以下簡稱國防工辦)為龍頭的、統一的國防科技工業領導體制初步形成。(參見姬文波:《20世紀60年代國防科技工業系統關于“院部合并”問題的探討》,(《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國防科技工業領導管理體制的形成和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在這個時候,國防工辦再次提出了取消軍代表的意見。1965年8月3日,聶榮臻就這個問題寫信給國防部部長林彪。(1963年9月底,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央決定由賀龍接替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頁。)信中說“:軍代表是軍隊使用部門派駐工廠檢查軍工產品的,還擔負著軍隊、工廠之間的聯系和處理工作,不宜匆忙決定取消,應派人充分調查后,報軍委決定”。林彪8月11日答復,同意聶榮臻的意見。[22](p.995)“文化大革命”期間,軍代表制度先后兩次被沖擊,甚至被取消,致使軍工產品的質量一度下降,工作受到一定損失。1977年10月,國務院、中央軍委下達了《關于恢復軍事代表制度的通知》,指出:“為了確保軍工產品質量,以保障戰備,現決定撤銷1975年11月1日發出的《關于取銷駐廠軍事代表制度頒發軍工產品交接若干問題暫行規定的通知》,恢復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制度”。[24]此后,軍代表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結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軍代表與工廠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生產過程的監督上。軍代表負責監督、檢查生產的質量和進度,但是對一些應該由工廠負責和工程技術人員負責的問題,有些軍代表干預得不夠恰當;有些軍代表的工作方式比較生硬,導致軍代表與工廠產生矛盾。特別是隨著武器裝備的改進和型號的增多,軍工廠要不斷改進設計、改進工藝,這些改變會影響產品的質量和戰術性能,軍代表需要監督和干預,但是由于缺乏相關的知識和技能,軍代表在這些問題上需要組織技術鑒定,并要通報上級,經過一定的批準手續后才能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軍代表與工廠的關系日益緊張。《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廠軍事代表工作條例》頒布后,制定了軍代表工作的相關政策,解決了軍代表的工作方法等問題,通過嚴格規范的管理,協調了軍代表與工廠之間的關系,推動了軍代表工作的開展。

  實踐證明,軍代表制度適應中國國情和軍工生產的特點,在軍事工廠建立軍代表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在保證和提高產品質量、配合工廠完成生產試制任務、協助工廠降低成本、密切軍隊和工廠的聯系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利于促進軍工產品質量的提高,推動部隊現代化裝備建設。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軍代表制度不斷改進,更加符合我國國情,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防科研生產管理體制和武器裝備采購制度改革的推行,軍代表制度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制約了軍代表作用的有效發揮,今后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軍代表組織管理體系、法律法規體系,提高軍代表隊伍職業化、專業化水平,改革績效考評和監督激勵機制等,以便更好地發揮軍代表的作用。

  [參引文獻]

  [1]《當代中國軍隊的后勤工作》,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頁。

  [2]《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頁。

  [3]《當代中國的航空工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頁。

  [4]張開帙:《情系人民航空——一個航空工程機務老兵的回憶》,藍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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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620頁。

  [8]《王樹聲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頁。

  [9]《王樹聲軍事文選》,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頁。

  [10]《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頁。

  [1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懷念王諍》,電子工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12頁。

  [12]《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0頁。

  [13]《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頁。

  [1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綜述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頁。

  [15]《劉亞樓軍事文集》,藍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頁。

  [16]《王樹聲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2頁。

  [17]《賀龍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頁。

  [18]《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頁。

  [19]《羅瑞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頁。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8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21]《羅瑞卿軍事文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611頁。

  [22]《聶榮臻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1頁。

  [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16頁。

  [24]《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法規匯編(1949~1988)》,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頁。

  [作者簡介]姬文波,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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